第一次他直接就来了，当时我们学校举校迁往东海岸，我接到他电话后出校门，他正在临港的海风中凌乱，一脸不善，乱飞的黑发像熊熊怒火。

“快毕业了你搞什么？”

“不是我要搬的。”我很无辜，“学校发的通知，让我们搬。”

“瞎讲有什么好讲的？”他对着车上的镜子，把头发往后捋顺，“我去看了，多的是人没搬！”

“主要是我们导师也搬过来了……”我在镜子里冲他笑，“我改论文什么的也方便。”

“哼，连自己都骗，你就是老实，只要是个所谓的权威就能随便摆布你，听了指令就照做，也不管自己方不方便，舒不舒服。”

我心想是啊，要不你一叫就出来呢，早饭没吃，论文也一无进展。

但我没说话，等他打扮好自己，啪一声合上镜子，对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在狂风中招摇的棕榈树，等气喘匀了，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：“不过也没办法，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，要讨人喜欢，说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其实是不要给父母添麻烦。”

他狂打方向盘，“这样的父母是最自私的。”说完车子嗖一下冲出去，飞驰在平坦、崭新、一望无际的柏油路上。

“那我有没有给你添麻烦？”我没有说男女，但我们毕竟是男女，他几乎下一秒就反应过来了，“放心，啊，分了，我说了，女人作的程度不能超过她的颜值，超过了就是拎不清。”

棕榈树和娇艳如火的热带花在他脸旁飞速掠过，可他的脸没有温度，没有留恋。

“有话就说，别没事盯着人看。”

“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拎不清。”我犹豫。

“那你别问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……

“问吧问吧！问！”

“我就想问，是因为换玉吗？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不算很作，就这样。”我赶紧见好就收，但他始终目视前方，一脸漠然，像放孔明灯一样地把我这个“拎不清”的问题放走了。

我们去五角场的次数最多，两次，因为他说他母亲住新江湾城，而且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也在杨浦区。

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除了他像扫货一样把吃的喝的（最夸张的是一整张新鲜出炉的猪肉脯）不容置疑地塞给我，其他时候都是沉默的，连吃铜锅涮羊肉这种最热火朝天的食物，他也是吃两口就不吃了，一边喝竹叶茶解腻，一边看台上的京剧演员表演变脸，看了半天突然说：“不就是把脸皮一层一层往下剥吗？弄得跟真的一样。”

我觉得京剧演员没他变脸快，但也始终不敢说。

我想我们确实没什么好交谈的，因为轨道太远，重叠的部分太少。

记忆零零碎碎，印象比较深的是笔试前一天，我们去了一家叫鼎旺西点房的蛋糕店，他站在我身后抱怨我书包小，还不停往那小书包里塞透明塑料盒装的咖喱角、鸡仔饼、奶酪块和椰丝条。

那店也很小，就开在马路边，一片居民楼底下，深咖色的墙体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复古的情调，但时间长了，被汽车尾气一熏，就灰头土脸了，和他的身份并不相称。

“让你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！”他总算是塞好了，啪啪拍两下我的书包，语气神态很是大方，“吃好了明天好好考！”

那些点心我拿回宿舍尝过，又觉得配得上他的身份了。

第二天的笔试很中规中矩，题库我背了七八成，也就考了那七八成，数字变了变，“小王”变成了“小陈”，其他都没怎么变。

从考场出来后我就跟他如实汇报了情况，他很快打了电话过来，我们留了电话号码，因为他说微信电话不方便。

但地铁里信号依旧不好，他那天说了好多好多话，我什么都没听清，直到他说“问你呢，说话呀！”我才茫然地“啊？”

“好了好了见面说！”他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但之后我们见面，他也没说什么，或者说了，我忘了，第一次去他家的契机我也忘了，但那天所看见的，听见的一切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那天他在车上接了个电话，五六分钟，他全程只听不说，挂了电话后言简意赅地宣布：“一会儿弯一下去我家，午饭在家吃。”语气和平常一样轻松，但脸色不好看。

确切地说那是他母亲家，不是他家，但他妹妹也住在那里，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亲妹妹，随他母亲的姓，叫金蒂。

他母亲住在新江湾城的一栋五层别墅，算上阁楼的话六层，装潢风格在我看来有些过于华丽了，是千禧年港台豪门剧的风格：千层蛋糕一样的水晶灯，欧洲宫廷风的蓝色油蜡皮沙发，灰色天然大理石瓷砖地板，墙壁上也铺着花纹繁复冗杂的壁纸。

还有花，哪里都有花，走几步就是一只巨大的釉彩花瓶，栽种着唇瓣造型的红魔帝，或者淡粉色的娇艳的梦香兰，我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，生怕碰到这些比我还高十几公分的名贵植物。

但是他的母亲，非常奇怪的，与这一切有着强烈得